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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中，少数族裔如果想维护自己的权益，就必须使自己的意见上升为官方的“声音”，这就要求少数族裔必须团结在一起，直至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大政方针的制定。
“华人也许从这次悲剧中学会，他们该如何更团结用更有力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
发生在巴西监狱的这一幕惨剧，使得长期因为华人忍辱负重的天性而被掩盖的海外华人权益和安全问题，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差点被掩饰的卑劣
2003年8月25日，巴西里约热内卢机场，46岁的陈建湛携带3万美元现金准备前往美国，由于在登机前没有按照规定向当局申报，陈被逮捕，悲剧因此发生。
陈建湛祖籍广东，旅居巴西已经20多年，入了巴西籍。他曾在里约热内卢经营中国饺子馆，两年前举家赴美定居。这次赴美，据信是为了办理移民美国的手续。
8月26日，陈建湛被送往里约热内卢的阿里·佛朗哥监狱。据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的囚犯称，陈被送到监狱时，身上就有明显的伤痕。
至8月27日，狱卒发现陈建湛在牢房中昏迷。随后，陈被送往当地医院抢救，后于9月4日不治身亡。
监狱方面辩称陈建湛是“自找”的，谓其在监狱中不愿与警方配合，砸坏设备，“致使飞落的椅子腿砸到其头部引起致命伤”。
但医生的诊断和尸检很快揭露出真相——陈建湛是被殴打致死的。里约热内卢负责监狱事务的发言人罗萨内·蒙泰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个结论表示承认。巴西司法部长托马斯·巴斯托斯认为，陈建湛的惨死是“民主政府的悲剧”，是“最恶劣的罪行”。
事件发生后，在巴西的华人群情激愤。中国外交人员及里约热内卢各界华侨团体要求当局彻查此案，严惩凶犯，公正结案。
参与组织抗议活动的“里约华人联谊会”的潘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该案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陈建湛携带3万美金前往美国，过关时没有向有关机构申报，的确是不合法的。但是，按照正常的法律手续，陈先生只要在海关履行报关手续，说明该钱的来历并备案，不但可以带走这3万美金，而且本人也可以继续其旅行。但是，这一次警察却随意把陈先生当罪犯处理，而直接把他送进了监狱。”
据潘先生介绍说，“正当的商人携款未报关与黑帮逃避检查携带黑钱意图洗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对这两种情况的判断全在警察的主观意愿。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显然，这在一些警察看来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潘先生分析说，“在当地一些警察眼里，中国人语言不好，又没有什么与警察打交道的经验，而在巴西的监狱打死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事情。说句不好听的话，警察就是想贪这个钱（3万美金），所以陈先生一下就被打昏迷了。用一句中国话就是，他们是在往‘死’里打啊！”因为，在从机场到监狱殴打的过程中，警察不但直接要钱，甚至还要求陈先生说出信用卡的密码。
据悉，陈建湛被关押期间在阿里·佛朗哥监狱执勤的6名警卫已经被逮捕。美联社报道说，该监狱的典狱长路易斯·古斯塔沃·马蒂亚斯已经被当局停职，直到事件的调查结束。
发生在巴西监狱的这一幕惨剧，使得长期因为华人忍辱负重的天性而被掩盖的海外华人权益和安全问题，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我们的财富是清白的”
据巴西国家档案馆记载，1812年，葡萄牙政府将大约400名中国人从澳门迁至里约热内卢种植茶叶，由此拉开了中国人移居巴西的序幕。
1949年前后以及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初，是华人移民巴西的两个高潮。这一批移民主要来自江浙、广东一带，尤以台湾为最。他们的经济条件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而且正好赶上巴西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他们的技术、知识与资金树立了中国人的形象和地位。华人开始大规模进入政治、教育、文化等各个行业，融入巴西的主流社会。华人的上升势头，使得此后十多年中，移居巴西的华人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同与尊重。
1990年代初，巴西刚刚放开对进出口贸易的控制，精明的华人再次抓住了这次机会，涌现了一批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成功人士。在他们的感召下，巴西又迎来了继1970年代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潮。
在巴西，华人社会几乎成为中产阶级的代名词。除了个人凭借努力进入南美国家主流社会外，华侨华人从1950年代起也开始发展社团及文化的建设，创办侨团、侨校、侨报，在当地扩大影响。
在巴西的华人对自己靠勤劳赚取的财富很自豪——“我们赚的钱是清白的，是汗水换来的。”
但他们的富裕，还是引起了当地少数人的嫉妒。
华商揭开被敲诈“黑幕”
“巴西一些警察很‘黑’的，我们华人只能让，不能惹，”巴西圣保罗市从事服装生意的华侨李智（化名）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华人在国外求生发展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一般都表现低调，很少张扬。”
在巴西，华人吃苦耐劳，但遇事“息事宁人”的天性却造成一些问题。巴西少数警察知道华人普遍有“破财消灾”的心理，就屡屡敲诈。
“巴西人热情善良，懂生活，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但不能跟警察交朋友。”李先生说，“即使警察主动跟你交朋友，也不能跟他们交。”
李先生每次在巴西机场入关时，他的大小行李都会被警察打开“仔细检查”。警察看看这个，问问那个。此时，李先生就要给警察递上“一点小钱”。这点“小钱”数额，根据所携带行李的数量和价值而有所不同，但按“常例”，一般都需要几百美元。
如果是货物入关，在所有手续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进口商也不得不给相关的官员送上一定数额的美元，被称作“咖啡钱”。一般情况下，每一货柜商品要交给官员相当于3000到4000美元的“咖啡钱”。
为了躲避警察的骚扰，巴西华商尽量不让警察知道自己公司是华人开的，有的甚至被迫“隐身经营”：他们不大敢把公司设在容易识别的写字楼里，有的公司选择居民公寓等相对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从事商业业务。并且，甚至在手续完全合法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华商都不在公司门口悬挂招牌。
如果偶尔被某位警察“拜访”，华商们在交纳“咖啡钱”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其他警察闻讯赶来之前，“赶紧搬家”。
据介绍，前几年，巴西的治安状况“相当差”。现在在巴西经商的王先生告诉我们，在巴西出门的时候都会在身上带上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因为，随时都会有人拿着枪来要钱。但有时候仍然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有一段时间，圣保罗华人社区连续发生命案，而警察的破案率甚至为零。近年才“有所好转”。
巴西圣保罗市的“二十五街”，是华人商铺比较集中的地区。到了某些季节，几乎所有“有关部门”都会来到这里“检查”。所谓“检查”，就是华人说的“找茬儿”。
“二十五街”有一个十几层高的“走私大楼”，里面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走私来巴西的小商品。每过一些时间，就会有人上门“检查”。
他们在各个店主那里“收一点钱”后，商店即可照旧营业。虽然历经无数次的“打击”，但到今天为止，“走私大楼”里的“生意”已经持续十几年了。
团结，才能更好维护权益
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中，少数族裔如果想维护自己的权益，就必须使自己的意见上升为官方的“声音”，这就要求少数族裔必须团结在一起，直至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大政方针的制定。
当地华人发现，同样是亚裔，在巴西的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境遇比华人要好。
韩国人“很团结”，虽然开始也被警察“欺负”，但在韩国人通过几次“黑吃黑”的行动，“搞掉”了几个“恶贯满盈”的警察后，就很少有人再来骚扰韩国商人了。
而日本人的方式则显得聪明了许多。日本早期移民同中国有相同的经历，但日本人通过集中定居、团结对外的方法，努力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性，使日本的文化渐渐为当地文化所包容、所接受。
近年来，华人也开始进入巴西政坛。祖籍台湾的林政扬医生经过六七次竞选，终于当选为圣保罗市议会议员。祖籍台湾的威廉·吴，也当选为圣保罗市议会议员。近些年有华人当选为圣保罗州议员。但这一切却不能改变大部分华人的生存状态。
目前，在巴西影响较大的华人社团，主要有“巴西华人协会”等组织。
在巴西，有很多同乡会，比如福建的、广东的、浙江温州的。这些同乡会联合起来，就成立了“巴西华人协会”。
然而，这些社团各自关注的重点都不同，而且规模较小，大一些的成员也不过仅几百人。虽然这些团体机构相互之间会保持适当的沟通和联系，但是在一些紧迫的问题上，当需要协调彼此立场，体现整个华人社会的意志，体现华人的社会存在的时候，现有的组织形式未免过于松散。
在陈建湛的案例中，华人社团最初同警察局的交涉就被驳回，直至所有的华人社团的力量集中到一起，才对行政当局构成了压力。
正像当地一家媒体说的，“华人也许从这次悲剧中学会，他们该如何更团结用更有力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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